存档
如：您的小说中写到情爱模式的时候，会涉及到很多“畸恋”。这种畸恋，包括好几种类型，比如您喜欢写那种年龄悬殊比较大的情爱故事，有些是恋母情结（《扶桑》），一些是恋父情结（《人寰》、《我不是精灵》等）；您会涉及到很多无性之爱，如《无非男女》、《天浴》；另外您也写了一些同性恋小说，如《白蛇》、《也是亚当 也是夏娃》。在您的小说中，表现得非常多，几乎成为您小说的一种情爱模式。您写的世俗层面的正常的男女情爱比较少。 严：我倒是没有刻意的这么去写，可能是我下意识的一种选择吧。很多是跟自身经历有关系，作家要经历这些东西。作家要有fantasy，有fantasy就能够写。比如和同龄人的恋爱，你有什么fantasy？没什么fantasy，很正常的。象《灰舞鞋》里，和两个同龄男孩子的恋爱就是很正常的，张力就差一点，不存在fantasy。象《扶桑》里的那个小男孩就有对于成年女人的那种fantasy，好像每个爱美的男孩子在他童年的时候都会爱上一个年龄上比他大好多岁的异性。 如：大概女孩子也是这样。 严：对，总是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可能也是一个人人格完整的过程中必然要走过的路。有的人会承认，有的人就遗忘了。如果弗洛伊德的推断是正确的，那它有一种repression，压抑到知觉的层面里去了。 如：您看过很多弗洛伊德的书，也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运用到您的小说创作中去了。 严：对，我一段时间对弗洛伊德、荣格的理论非常感兴趣。因为他们属于二十世纪初很重要的一个思潮，这个思潮带动了一大堆艺术作品的改变，从画家到作家的作品。如果你想了解二十世纪艺术思潮的发展的话，也必须了解他们。我对宗教不是很了解，我觉得弗洛伊德是从维多利亚时代以后，整个宗教情绪彻底被他 ** 的一个重要人物。 如：你的《女房东》就是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写就的一篇小说。 严：不是，我觉得《女房东》主要是一个fantasy，它是一个充分展现了人的形象思维的一个例证吧。那是我看见了一个非常好看的半透明的一个女式睡衣，刚刚洗完，挂在浴室里，风一吹把它吹到马路上的一个角落，我经过马路，旧金山的早晨有雾也有太阳，阳光照在衣服上，还可以看见水珠。我觉得特别美丽，很性感，很性感。比装在衣服里的女人的身体性感多了，然后我就想如果是个很思乡的，很性饥渴的，又很尊重女性的，欣赏女人的男性来看这件睡衣，会怎么想？而且是一个内心非常细腻的一个男性。然后我就把这个故事写到了一个年纪大的男性移民身上去了。 如：作为一个女作家，您很擅长于描写一些婚姻的题材。婚姻在您的笔下，尤其在您的移民小说中，婚姻往往成为一种交易性的存在。那您是怎样看待婚姻？ 严：对婚姻的这种看法，也不是在移民的生活里，移民是表现的最为突出的，其实从古到今，婚姻都不是爱情使然，而是各种利益关系的产物。我到今天这个年龄，觉得人是需要婚姻的，人是在婚姻里成就真正的感情。感情这个东西就比爱情来得可靠。爱情如果过渡不到感情——那种血肉撕扯的不可分离的感情——那等到荷尔蒙一淡，爱情就沉淀了，消停了。爱情是使人非常幸福也非常痛苦的，而婚姻是使人稳定安逸的。我是这样看的，当然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是幸运的，在那些物质很贫困的年代里，才可能产生爱情，才把两情相悦当回事，才使两情相悦有了成果，其实在美国的今天都达不到这一点。很多进入婚姻的考虑都是很实际的。中国这么多年革莫道不消魂命的历史使我感到最最美好的一点就是我们的父母辈的结合大多是因为非常相爱。一旦物质进入文化后，就形成了另外一种爱情观了，基辛格说了，权力是最好的 ** 。女人一旦看到男人有权或者有钱，她的荷尔蒙就被调动起来。 如：您如何看待文学与市场的关系？ 严：我很少去想市场，我不在中国，也不知道市场都在干嘛，听他们讲两句我也不是很认真地在听，有时候也会发愁一阵子，但很快就忘掉了。我不是一个很爱发愁的人，好像这个市场是应该令我们发愁了。 如：您小说的销量似乎不错，小说也上了畅销排行榜的。 严：我就出了一本《扶桑》上了排行榜，不说明什么啊，《扶桑》照样不是卖得很好。《扶桑》倒是在法莫道不消魂国和英国没上什么排行榜卖得很好。 如：那排行榜的根据是什么？ 严：那就几天啊，几天卖得很好，它就把弄上去了。当时是在促销，为这本书做宣传。你要不促销呢，它不是靠你本身书的质量。在法莫道不消魂国和英国不是这样，它们有很深厚的传统，在加上它们读者的整个素质也比较高。它们不靠美国那种打锣敲鼓似的宣传。 我在美国各地读书，做过这样的事情，做一阵子，书的销量就上去了。但《扶桑》不是一部很好读的书，用它来做我的商业亮相的话，应该说是很不策略的。它没有什么故事性，它的故事性已经远远地被思辨性压倒了。 如：您的一些作品曾经在台湾频频拿大奖，您能谈一下为什么您的作品在台湾这么受欢迎？ 严：因为我没有拿到中国大陆来发表（笑）。因为我觉得当时中国在政治上还比较保守，第二稿酬也不值得我费那个精神。特别是当时我还是个学生，也很穷，需要用稿费来谋生。所以拿奖就意味着我有钱拿，拿奖也是最好的广告。可以促进出版啊，卖电影版权啊。那我就可以做一个专业作家，我就不必去教书来谋生。 如：您对电影《少女小渔》怎么评价？ 严：它在美国放映的时候，我正在芝加哥。 如：是李安买的版权？ 严：对，本来是李安做导演。我一直以为是李安，后来放出来我才知道不是李安。 如：您对李嘉欣的导演满意吗？ 严：我觉得还是有不少好的地方，但我的一个最要紧的一点改变了，那个老头被改成一个搞音乐的人。 如：是作家。 严：他不是能用很多语言来跟你交流的人。原著中就是一个意大利的老头，也是个老移民。他和他的女朋友也是有一对没一对的，他们远远要比电影里边缘化。是更加“白垃圾的形象”，在美国，对“白垃圾”的讨厌程度远远要超过了美国黑人，觉得他们有时候会干出比黑人更低贱的事情。 如：许多访谈说您是一夜之间从一个舞蹈者转变为一个作家。 严：大概也属于厚积薄发，我读过很多书，也有家庭的熏陶，在基因里忽然产生了一种变异，一下子就使我会写东西了。这些大概就是长期存在在我的身体里，但是我没有意识到而已。 如：您觉得对于小说家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严：最重要的是基因。 如：天赋？ 严：对，没有天赋，的确是很吃力的一件事情。 如：严老师最近在写什么？ 严：在写陈凯歌的《梅兰芳》，得赶快写完，让他拍摄。 （完）
如：还有你在国外接受了专业化的训练，在华语小说家中，受过写作学专业化训练的还是不多的，这种专业化的训练对你的小说创作有那些帮助？ 严：上学是吧？你是说科班的训练？那也是很偶然的，因为当时我考了三所学校，一个是英文系，一个是东方语言系，将来是要搞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就是文学写作系。当时那两个也都考上了，但是没有奖学金。这个正好有全额奖学金，所以就学了。因为在美国读书，没有钱是很困难的。所以去了芝加哥的哥伦比亚艺术学院，很小的学校，它的舞蹈、电影和小说写作是强项，我就到这儿来了。当时，这种私立的艺术学校非常贵，根本读不起的，它能给我很多钱，正好就读了。读了这所学校，我发现，训练不是完全无意义的，一些技巧可以使你省时间啊，可以训练你写作上的一些习惯啊，比如你永远不要用你看不见的不要去写，英语是说“mind eye”，你脑子里的一双眼睛，一定要提醒自己我要看见这个东西。我看见什么了，我要把我看见的东西写下来。这对一个人的形象思维是一种习惯，你太偏重理性思维了你就不能做作家了，艺术家了。艺术家一定拥有把握一种不能名状的形象的能力，这个形象一定包含着某种意义，但是你不一定要解释这个意义的。如果这个作家丰富到一定的程度或是境界达到了一个程度，所有写到的形象里一定包含着意义。所以你把这种形象用最丰富的最好的负责任的语言表现出来，负责任就是指你不能去游戏读者，你不可以发这种文字狂欢的状态，不可以失控，很负责任地把它写下来。这就是我们在学校不断训练的技巧，你在好的作品里，看到了什么？你脑子里的眼睛看到了什么，你在写你自己的作品时，你脑子里的眼睛看到了什么？看见了把写下来，如果你滞住了，写不下去了，你就看，看这个人物和周围环境发生了什么，然后你就可以推进。这太灵了，对我来讲，我一写不下去，我就想他周遭是什么样的啊，你就可以把作品想象成立体的，把它想象成舞台一样的，电影一样的，有声有光的，甚至有气味有触觉的这么个环境，一定能够写下来，而且一定会很好看。 如：事实上，我在读您的作品中，也还原了一种形象，当然我不知道我还原的是不是您头脑中的形象，我的确觉得您作品中很多是可以拍成电影的。象《风筝歌》、《乖乖贝比》非常具有形象性，包括了电影所具备的那些素质，人物鲜活，情节跌宕。也包括王葡萄，还有那篇《花儿与少年》，我觉得你的《花儿与少年》很有种剧本写作的倾向。我在看的时候就觉得，这好像就是一部电影。这好像也是从你的一篇短篇《约会》中扩展的一个故事。 严：从《约会》还有《红罗裙》两篇小说扩展的一篇长篇，因为这家人的故事在发展，这家人是我认识的一家人。他们又出现了这些新情况，我就一直把他们往下写，当然那个女儿是我添出来的，女儿有一点《冤家》中女儿的影子。我一直在想，一个人的阅历丰富了，对于事物的认识有改变了，不断的成熟，到老了之后，他对事物又是另外一种看法了。他的世界观和爱情观啊，都逐渐在成熟吧，那他一定在写同一个故事会不一样的，我自己就很想十年来一次，把一个故事重新来写一遍，我想看看我能够写成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当然这是我的一个打算啦。我要写的新故事都写不完，旧故事就更没时间写。象浮士德这样的故事就有很多很多的人写，国外有很多，象唐璜也是。 如：这本来就是民间的传说。这种书写同时也记录了你自己的成长过程。 严：对。 如：您的移民小说中书写了大量的边缘人的生存百态，你对边缘人物始终是非常关注的。我想问的是，您所选取的边缘是您的写作立场还是处于一种写作的策略。 严：因为我自己就是个边缘人，在别人的国家里，总觉得自己的表达又笨拙，特别是前几年，所有的东西你接受起来都打个“咯噔”，心里想他在讲什么？容不得刹那间的反应，而且在经济上，不能象美国那种consume，消费主义。所有这些都感觉到自己是个边缘人物，我当然也是关注和我同类的人啦。还有我觉得一个好的作家一定是关注边缘的，因为边缘人物各有各的样子，主流人物，为什么成为主流，它是有种规范的东西。边缘者他们的生计都是各种各样的，戏剧性也比较大，他们过着有今天没明天的生活，生活中有很多变数，这都给小说提供了很多的素材。还有我作为一个心很软的人，我这个人心特别特别软，我看到一个小动物被遗弃我就要把它领回来，看到一个小孩儿被遗弃我也要把他领回来，所以我就不可能和那些咄咄逼人的财大气粗的人站在一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和他们站在一起，我很畏惧。我喜欢听保姆们讲她们自己的故事啊，听一些很失落的人讲他们经历啊，喜欢和一些无家可归的人聊天啊。听越战老兵，当然有的是装的越战老兵，不是真的，听他们发狂言，有时候讲一些政论，都很有意思。这些色彩都被每天规格化，朝九晚五的人忽略掉的。这个社会，其实主流都是相同的，边缘都是很不同的。中国的边缘人和美国的边缘人是很不相同的，我觉得中国的妓女和美国的妓女就非常不相同。你只有把边缘人写好了，你才能写出一种社会形态。 我还有很多大的题材要写，我回到中国来，我又发现有很多很多的东西长期地在困扰我，比如象王葡萄这个故事，这第九个寡妇。我下面要写的一系列长篇都是我长期以来一直想写的。我觉得成熟对于一个作家很重要，火气没了，象王葡萄这样的故事，你弄不好就会写得很控诉，我不想造成这样的氛围，这样的语调来写。我接下来的故事，我想有的可能还要放一放，有的以我现在的成熟度就可以写了，都是象史诗似的壮大题材。 如：您还是以女性为题材吗？ 严：不见得，有两部是以男性为主角。这些都是我以前听到的故事和我一直以来的追问。移民题材我也有一些故事也有一些很大的题材要写。那就看我在素材的准备上是否已经充分了——因为小说创作都要素材的准备的。其中有一部是写我爷爷的故事，当然也不是真的我爷爷的故事，是以我爷爷为线索的一个故事。我觉得素材的准备不是你了解了那段现代文学史。因为我爷爷当时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一个博士，和徐志摩都是好朋友。 如：他是个翻译家。 严：对，是个翻译家，死的非常早。我的资料研究就是当时的人用的是什么东西，他们穿的布叫什么布，对于当时物件的称呼，万一你要用到这些你可以游刃有余。都是很感知很感性的东西，这是我的资料研究，不是很好做的。一是要看很多老书，第二你要找到一些还活着的老人，记忆还清楚，而且还要知道那个阶层的，世代书香那些人他们家里用什么？这些细节要做得很充分才敢开始写作品。现在的困境是我毕竟不是生活在中国，在美国生活，所以有时候要隔一段时间再回来做这些事情，时间拉得比较长。移民故事我也会接着写，但是要往下写，也是要大量大量的资料。 如：这也就说小说家把握细节真实要去掌握必要的资料。 严：是啊，我对这也很感兴趣。比如二十、三十年代的美国，你为了了解中国移民的状况，而去了解他们的社会形态，也是很好玩的。 如：张爱玲晚年的时候，对人类学很感兴趣。作家有时候会对很多专业性的学科感兴趣，象民俗学，人类学啊，这样的学科。严歌苓老师喜欢张爱玲吗？ 严：挺喜欢的，我最喜欢的还是沈从文。
如：在《雌性的草地》和《穗子的故事》之间的《人寰》似乎是一个过渡，在《人寰》中你的批判意识还是很明显的；到穗子的时候，你对文瑞脑消金兽革的书写已经比较温和了，这个时候在艺术的表现上可能更纯熟一些。 严：在写这些故事的时候，非常有游戏感。自己觉得挺好玩，挺有趣的。写的时候也很享受，很快就写好一篇。我觉得每个小说都很精致，而且完整，所以我觉得我很享受写《穗子物语》的那个过程。当然象《穗子物语》中，我在写到《灰舞鞋》时一种悲情又出来了，我一接触到人对人的莫明其妙的迫东篱把酒黄昏后害欲，我就……，我身上从来就没有这种迫东篱把酒黄昏后害欲，我从来就不想迫东篱把酒黄昏后害任何一个人，也许有那么刹那间的，有一种不可抑制的想虐佳节又重阳待某一个人或者弱小生命的刹那，但大部分时间我是理性的，我觉得对这种人的这种破坏的热情，一旦发现了一个目标，一个群体一定要参与这种迫东篱把酒黄昏后害。 我在写《扶桑》，写到淘金时候，各个种族的人都在那儿，中国人成为（西方人）的迫东篱把酒黄昏后害对象。后来人性中的那种愤怒，人的那种仇恨，是没有目的的，象“爱”一样是没有道理的，完全是一种白热化的仇恨，升华为一种抽象的感情。这样的一种迫东篱把酒黄昏后害的热情是怎么回事，在文瑞脑消金兽革当中体现的最充分，所以我用《人寰》来讲这种感情。我对于这种迫东篱把酒黄昏后害的根源始终很着迷，想看看它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没有办法证实它，也没有办法去推论它，因为我不是对这种东西有兴趣的人，那是弗洛伊德之类的人的兴趣。我只能用我的小说、故事、人物来展现我的一种悲情。我对人有这样的一种弱点，我实在不可原谅。 所以我在写到《灰舞鞋》又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悲情。其实整个《穗子物语》中都有这样一种我对于迫东篱把酒黄昏后害的一种追问。但在其他的小说里写得比较轻松，那时穗子还比较小，等到她谈恋爱的时候，已经15岁了，这个小姑娘她已经成熟了，她已经能够感觉到非常悲哀，非常孤立，作为一个被迫东篱把酒黄昏后害的对象。 如：这个故事也是您个人的经历吗？一个舞蹈者早恋被群体的迫东篱把酒黄昏后害的故事，有成长小说的痕迹。 严：对，这是我个人经历，其实早恋是很正常的。 如：我记得你穗子的故事里，有很多描写小穗子和爷爷的那种感情，那不是“你”的亲外公，这也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还有《黑影》写的是一只猫。 严：这有很多真实的东西，这都是我们家真实的故事，有大量的真实的影子在里面，但我基本上都把它小说化了。 如：你把一个生灵，生命的野性写得很让人揪心。 严：其实是有好几只猫，我写到一只猫身上，那只猫从房梁上掉下来，我们把它驯化，它后来偷回来一只火腿，和后来被人烫死的猫，那是两只猫。 如：你写到一种驯化的失败，不仅仅在你写动物界和人类当中有所表现，在你写文明的冲突中也有表现，比如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藏女和汉族文明之间，都有驯化，而你是很拒绝这种驯化的，应该保留一种生命的自然本真的状态。 严：我现在对非洲人也有同样的看法，我觉得一切都坏在西方人要拿西方人的标准来衡量，告诉他们这才是你要过的日子，这才是文明。这才搞乱了他们，使他们消失了他们原有的创造力啊，动力啊。我觉得一切都是殖民瑞脑消金兽主义的害处。对西东篱把酒黄昏后藏也好，对美国的印第安人也好。美国的印第安人，已经完全被消灭了，不是说这个种族不存在了，这个种族还在，不过他们酗酒啊，早上就挤在超级市场里拿着酒瓶子去买劣等酒喝。这就是美国人造成的，它还要和我们谈西东篱把酒黄昏后藏问题，它还有什么权利和我们谈，印第安人都被他们弄成什么样子了。 我觉得这是全世界的一个问题，我走的地方很多。这也是我脑子里总是在想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多战争？都是自以为是造成的，你以为你的宗教是唯一对的东西。美国人认为美国的文化是全世界的表率，所以它才有文化沙文主义，到处去推行它的东西。这是很可怕的。 我的小说里，对于那个藏女的驯化也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当然我是把它升华了。 如：你也通过你的笔把她们理想化了，包括王葡萄也有一种美化。你在复旦的一个演讲中，一个学生拿你的《第九个寡妇》和余华的《活着》做比较。不知道你读过余华的《活着》没有？ 严：读过，我很喜欢。 如：我觉得两部作品还是有很大的不同，余华在写《活着》笔调和感情是冷淡的，而你的热情加在了主角王葡萄的身上。很明显地看出你对于这个角色的喜爱，有个人美化的因素在作品中。 严：当然是寄托了我对于人性的一些希望。她就是那么一个人，“针插不进去，水泼不进去”，你惹我干嘛？这种特点在农村妇女身上是有的，包括我母亲身上都有。我父亲是年轻有为的作家的时候，她也是这样，他成为什么她也是要爱他，作为她来说，外界因素不大能够进入得了她。有一种宠辱不惊的态度，特别在农村妇女身上，农村妇女讲得都太窄了，农村的老人，她们对于改朝换代啊，都不关心。我们到乡下去，到苦的不得了的山区去，那些农村的老人她们也不知道共人比黄花瘦产党的天下还是国民党的天下，我们和她们说我们是军人。她就说，哦，我有个弟弟也是当兵的，很多年很多年没有回来了，可能已经不在了。你一问她，她说是胡宗南的兵。她们不清楚外面发生了什么，她们还是一样的过她们的日子，她们苦，祖祖辈辈也都是这样的过日子，她们祖祖辈辈也打趣她们这样的一种苦，冬天晒着太阳讲笑话。她们在一起还是东家长，西家短，在一起骂自己的婆婆啊，一起纳着鞋底讲自己的事情，她们在一起偷乐的本领和能力啊，大得惊人。她们怎么能拖大这么多孩子，怎么能在艰苦的物质环境偷到欢乐。这是个很了不起的能力。 不要外界的影响，不要告诉她们，啊，你们的婚姻是很不幸的，你们应该明白你们是被媒妁之言弄到这里来的。其实你有你的选择，你别告诉她们，那是你的概念，她们那样生活下来她没觉得不好。你不要说这是 ** 政策，如果事物存在，如果它能繁衍下来，就有它坚实的道理。你不要以为你是从西方拿来的也好，从革莫道不消魂命中拿来的也好，其实你也是很残酷的，你离间了她和她传统的关系。 我当兵的时候到农村去宣传计划生育。那时我们都是16岁的孩子，都是小姑娘，我们劝那些农村妇女计划生活，说，你看，你生个孩子多痛啊。事实上我们都是小姑娘懂得什么痛不痛的。因为我们都是解放军，虽然是没生过孩子的人，但我们却有权利告诉生过孩子的人不要生孩子。那些农村妇女告诉我们说：不疼的，就象拉一泡硬屎。那你跟她还有什么好讲的，她们是那样坦然、泰然的一种处世的态度。她们看到我们解放军带过来的大卡车和小的军用吉普车，她们就说，那你们的大卡车为什么要生小车？ 因为大卡车和军用吉普车是一种颜色，军绿色的，她们当然也是打趣啦。你和她们讲话基本上是失败的。她们就在那儿听，眼神也不动，表情一点也没有，转身走了后，你不知道她们是在笑话你呢，还是该干嘛干嘛去呢。你完全不知道她们是什么反应。当然当时大队要求很严格，说，解放军来了，你们要去做节育手术，她们也不知道什么是节育手术，后果是什么？她们就被改了，象牲口一样地被阉割了。这就是她们，她们对于命运首先是接受的，完了，她们有她们自己享受她们那么一点快乐的本领。这就是我对于农村妇女的观察和理解。当然是很片面的，我就希望这种不被异化的力量，象王葡萄这样的，能使我愉快。我在写她的时候，想如果我是这样的生命我就很快乐。 如：您这是从审美的角度观察这些农村妇女，和鲁迅观察民间的角度已经是完全不一样了。和沈从文的角度是有些类似的。 严：我当然是喜欢沈从文，非常不喜欢鲁迅。鲁迅的文字是很好的，可以学习，绝对不要学习他的不宽容。 如：鲁迅是带着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写作的。 严：但他往往成为无产阶半夜凉初透级的代言人啊。他的小说没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