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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初中的时候，前排一个男孩是安庆人，个子小小的，皮肤黑黑的，因为又小又瘦，所以常常被当作没有性别的人对待。当时，小男孩还没有到变声的年龄，说话细细的，纤弱的如同一个女童。但我却极爱听他一口脆崩崩的安庆口音，说话就像唱戏，或是黄梅戏里的一段唱白。我常常没事找事地同他说话，或是惹他生气，逼着他跟我吵架，听他一口脆生生的安庆话，权当免费唱戏给我听，面上生着气，心中却窃喜——一种让别人中计的成就感。 在安徽的方言中，大概安庆话是比较中听的，黄梅戏本身就是带着点乡野清新气息的民间戏曲。安庆话是不大容易被改造成普通话的，一般安庆人说普通话都会带着点家乡的口音，让人一耳就能听出是安庆那旮旯来的。改造后的安庆普通话，不如纯粹的安庆话好听。安庆话中最习见的是ang和an不分，所以闹的笑话是把“上船”说成“上帘卷西风床”。 我们这一代人是在“香港制造”中成长，粤语成为我们儿时最最向往的一种个性方言。感觉它是那种刚强有力的一种发音，每个音都很重很卖力，说出的句子还加上拖长了的尾音，带着点妩媚和谦逊，使它拥有着一种刚柔并济的魅力。小时候，着迷于看香港武侠剧，从《十三妹》、《霍元甲》、《射雕》一直到《绝代双骄》，每一首片头、片尾曲都被我们不明所以地哼唱着，若干年后，发现原来歌词是这个意思，我们哼唱的时候根本不求甚解，只是按自己的想当然来理解歌词的意义。就像小时候生吞活剥地背下一首诗，并不知道什么意思，很多年后发现这首诗原来是这个意思啊。字面和意义之间的游移，让我们虽热爱着这种方言，却终于没能掌握这种方言。但粤语镶嵌在我们的孩提岁月中，成为我们抹之不去的一种眷念，它是伴随着我们的记忆成长的一种语言。虽然直到现在仍然听不大懂粤语，但粤语里是有一种无可取代的亲切，成为一代人的追忆。 从文化的层面来理解，广东一度作为中国文化的先锋者，这首先是从语言的侵入为表象的，粤语就这样深深镌刻在人们的记忆中，直到现在广东都是个引领时尚，相对自由的城市，也许这点自由里，就包括了那点“乱”。 现在在上海，常听到的是上海话。沪语里是有种柔媚的，男人和女人口操着这种吴侬软语没分别的柔媚。但沪语作为一种方言同其他方言一样在不断的消失当中。沪语曾经是一种身份的标志，沪语中载着老上海人的自傲和自恋。因着这种原因，上海人和沪地方言一直作为全国人民讨伐的对象，也作为上海人排外的一个例证。几乎所有的上海人都会至少两种语言，上海话和普通话。上海的普通话要分两种，一种是老上海人的普通话，一种是新上海人的普通话。新上海人的普通话比较标准，往往听不出当地的口音，更新的新新人类，则是操持着满口的卡通腔；老上海话里都带着点口音，发音短促，有一种趣味和情味，而且我几乎不能从音质上区别这种上海普通话，尤其是上海男人，觉得他们说起来似乎都是一样的，一样的不标准，话语里夹带着小情小调。 我到现在都不大听得懂上海话，因为如今的“推普”工作做得很好，学校里都不作兴讲方言。而且我有一项能耐是听不懂的东西往往就被忽略掉了。我坐在图书馆里，如果一堆老师站在门口用上海话聊天，基本上都干扰不了我，因为听不懂就可以当作不存在。姐姐呆在上海有七八年了，有一段时间，学上海话学得很热乎，老师都拜了一打，每每电话打来，话里都夹着生。但到现在，她还停留在，侬好，夏夏侬的层面。最终感叹方言比英语难学多了。 上海话里有些尾音，比如“不啦”，是上海普通话里常常带出来的一笔。比如好不啦？一种询问的语气。我一直拒绝着这种上海普通话，就像我一直拒绝着那种港台腔的普通话一样。 我的家乡没有一种特别明显的方言，我觉得是一种非常遗憾的事情，你就只能说普通话或是不标准的普通话，没有一点特色。方言虽然构成一种交流的障碍，但更多的它是代表一个地域的情味。所以很多时候，我挺喜欢听别人说方言，乱七八糟的方言，同学当中有四川、贵州，山西，河南，湖州，西安等等，都有着各地的风味，别有情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