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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翻严歌苓的新作《第九个寡妇》时，头脑里想到的人物便是王安忆《桃之夭夭》中的郁晓秋。虽然两个故事演绎的地点时间不同，但主人公的神韵却有某些相似。 严歌苓在涉足了移民小说的边缘生存、故土回望中的“童年文瑞脑消金兽革记忆”的题材后，又对“土改”，三年自然灾害，浮夸风下的社会主义乡土生活进行了一番想象性的描述。 关于故事不想细述，像很多小说一样，它有现实的原型。小说取材于1970年代末发生在河南的真实事件，因为担心过于离奇的现实影响作品给人的真实感，严歌苓将创作拖了20年。《第九个寡妇》写了一个自幼做童养媳的女孩，土改时将被错划为恶霸地主的公公从死刑场上背回，藏匿于红薯窖几十年。 原小说是用英文创作的，英文小说的书名是《第十二个寡妇》，翻译成汉语后，作者改成《第九个寡妇》，因为作者更喜欢九这个数字。为写小说，严歌苓特意去了前夫的父母李准夫妇的家乡，做实地考察，《第九个寡妇》很突出的特点是运用了豫地的方言写作。 两部小说的相似处可以说说，《第九个寡妇》的封面选自画家王沂东的油画，犯冲的色调，沉重的绿色背景中一双穿着鲜红色棉裤的腿和红布鞋，绿色的袜子。碰巧，细看《桃之夭夭》的封面却是素淡得不能再淡了，靠近书脊处是一个女人的身体作为封面图，穿着一件旗袍，双手斜放在腰部，胳膊上搭着绢帕。 封面表现的是两部小说的差异，一个土得掉渣，色泽浓艳，非常民间的一副图；另一个素雅端庄，属于城市的风格。图画采用的都是女体，小说的主角都是女人。严歌苓用女人来建构她的理想世界，在王安忆那里也试图通过描写女人来建构她要表达的文学理想。在《长恨歌》，王琦瑶的成长隐喻着一个城市的发展变迁；《富萍》、《妹头》等等都是以写女性为主。严歌苓的笔下也有她塑造的一系列“女性群像”，从“少女小渔”到“扶桑”再到“葡萄”，这一系列的女性，一语盖之的特质，多半是隐忍、宽容的，所谓“跪着的宽容”的概念是她们面对世界是属于弱势的群体，她们对付强势的决策便是，跪下来，接受，包容，以此来 ** 强势的压迫。葡萄稍稍有了不同，她的身份上是弱势的，在旧社会她是童养媳，到了新社会她翻身做了主人，照说也成为“主流”了，但她还是想不通勤劳善良的孙怀清为什么是恶霸地主，她是个糊涂的清醒者，在那个时代里，依然按着自己的人伦观行事。她和晓秋一样是活在生活里，行动快于思想的，她不思想，不审时度势，只是依照自己的伦理直觉行动，所以成了一个没有觉悟的寡妇，身份上虽然是主流，思想上还落在了时代的后面。 严歌苓和王安忆的相似处是她们同样对于葡萄和晓秋这些人物的赞誉之词溢于言表，着墨之中便不觉地运用了理想化的描写，而她们正是与知识者的形象有着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在民间的勃勃生机中，反衬出知识者的羸弱苍白，比如晓秋最终的丈夫——一个标准的知识分子形象，在丧妻之后接受了晓秋，渐渐明白她和她姐姐——同样是一个知识者——有着不同，他竟是那样的依赖晓秋，这里不仅仅泄露了女作家笔下往往缺少一个像样的男主角——真正的男性，同时也是对于知识者缺乏生活的能力的隐喻了，知识者往往思想大于行动，在现实的困境面前却畏葸不前。 王安忆虽然是在写城市，但晓秋这个人物，并不是生活在城市的核心里，她私生子的身份，使其在城市的流言中，难以堂而皇之地与周围人争夺点什么，她生下来就没选择的低人一等。一向粗鄙的待遇，竟造就了她强大的隐忍力，所以她比常人更加容易随遇而安。 葡萄因生在乡土，更加拥有着民间藏污纳垢的自由。葡萄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寡妇，头脑里完全没有世俗世界里的尊卑概念，因没有尊卑概念，才能这样胆大妄为。葡萄是人的童年状态，但她又拥有了无限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是民间的，无法用知识来弥补和历练的。和晓秋一样生命力使得她们在无论怎样的困苦面前都能兴兴头头得过活。 我想起早年看的《飘》，在郝思嘉的身上也是有着这样的“蛮劲”，大时代的变故中，那些优雅的生活方式，是无力的怯弱的，面对饥馑的郝思嘉站在一片土地面前，她的生命活力再度焕发出来，土地才是生命不竭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