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档
80年代基本上是从启蒙主义和文学自身审美价值这两个传统复苏文学的自身价值的。至于80年代“先锋小说”的实验更多的是接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的产物。到了90年代文学的创作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种转变有着根深蒂固的社会原因。一方面是知识分子的政治热情遭到挫败，转而怀疑甚至放弃知识分子的精英地位和启蒙精神，另一方面是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意识形态都随之发生巨大变化，文学的创作主题，风格、形式、手法发生变化就不足为奇了。90年代的纯文学像中国的诸多传统文化如相声、京剧一样面临着生存危机。文学被冷落除文学自身的原因外，还在于人们精神消费形式的多样化，文学载体也在不断地扩充当中，影视文学、网络文学都在给纸面文学以冲击。 但90年代纯文学的创作仍在继续也是不争的事实。90年代的文学不像80年代的文学紧紧跟随时代步伐，反映时代气息，关注社会变革。90年代的文学大多数表现了与时代的疏离，回归个人视角，书写个人对于时代的感受，王安忆《叔叔的故事》，史铁生《我与地坛》。前者可称为对于一个时代的总结和书写，但已经排斥了早年宏大叙事的方式，完全是以一个晚辈的视角来描写叔叔辈光荣的历史背后隐藏的痛楚与耻辱，个人悲哀的幕后是整个时代的悲哀。历史前台的光鲜与荣耀，在王安忆的叙述中，不断地被解构，叔叔的故事不堪一击。后者是史铁生通过个人独特的生命体验描述着对于生命沉重的哲学思考；回归个人视角还表现在对于个人生命体验描述，个人的孤独、痛苦与挣扎，如朱文和韩东的写作。更为极端的是陈染们的私小说，蜷缩在个人的封闭领地，展露个人隐蔽的私人生活，女性幽闭的成长经验和性体验，将文学引入狭隘的路子。 如果说，80年代提出“纯文学”的概念旨在拒绝文学向政治的妥协，90年代的纯文学则是在抵东篱把酒黄昏后制商业化的侵染以保持文学的纯度。保持文学的“纯度”即是保持文学的独立性。“先锋小说”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追求语言的乐趣、叙述形式的创新，远离大众也绝非生存之路。“先锋小说家”余华最终还是走了一条折中的路子而大获成功。“先锋”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俗”与“雅”也是相对的并且是两个可以相互转换的概念。 今天的眼光来看纯文学雅俗的界限，文学沦为工具成为时代政治的传声筒是违背文学的初衷的，无可否认作为启蒙主义的介入文学亦有大量的传世作品，但在今天真正严肃的作品更容易遭遇被人们束之高阁的厄运；在通俗文学中，商业都市题材也有张爱玲自如地行走在雅与俗的文学领空，影响了几代人的写作范式。甚至有人将金庸的新武侠小说也纳入到纯文学的行列。更不用说影视、网络与文学的联姻，弥漫于大都市的“小资文化”，使文学变为可视性、娱乐性的新新大众玩宠，文学越来越朝着“短平快”的模式走去。纯文学经受着时代的考验，面临着又一次命名的尴尬。